“历史就是垃圾！可以通过一个社会的下水道、垃圾堆、厕所、坟场或者烟囱看出这个社会的特征”，“最早的空气污染是通过何种方式发生的，这一点我们不难想象……”，但“即使在诸如东方社会这样一些人们深切感受到这一点的地方，有关环境的意识也经常在物质的需要面前泯然无存”。国际权威能源与环境专家、著名大气环境期刊Atmospheric Environment主编彼得·布林布尔科姆《大雾霾：中世纪以来的伦敦空气污染史》一书，不仅专业地分析了伦敦空气污染、煤烟对环境的影响，还论证了雾霾对建筑、家居、艺术创作和时尚生活等的影响。
        雾锁天地，不都是美景仙境，也可能是污染和不适。60年前的英国伦敦雾霾的严重程度一点儿不比现今中国的雾霾轻。彼时伦敦的雾霾，不但造成至少超过1.2万人死亡，还增加了未来人们罹患癌症的可能性。伦敦雾霾引发死亡的人数已与1854年的霍乱流行和1918年流感爆发的死亡人数相当。而造成这一恶果的祸患，至少从15世纪就开始了。对雾霾现象有过多年研究的彼得·布林布尔科姆认为，为了过冬取暖，从中世纪开始伦敦城里就堆满通过海运而来的煤山，也至少从那时起，伦敦人就不停地抱怨城中的天气，连居住在伦敦城中心的王室也难逃空气污染的困扰。这种状况延续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初，混杂着烟尘的大雾作为伦敦城的特色之一享誉世界，被戏称为“London Particular”（伦敦特色）。
        空气污染是自由流动的，谁也不能独善其身。早在1952年伦敦雾霾灾难之前，英国人就不但认识到空气中烟雾对人的影响，还把燃煤和空气污染联系起来。其中，英国皇家学会创始人约翰·伊夫林首次在《论空气的不适和笼罩伦敦的浓烟》中论述了不断恶化的空气污染将缩短伦敦居民的寿命，这也是迄今为止最早论述雾霾危害的著作。英国《清洁空气法》，则是学界公认的全球首部空气污染治理法案，该法案还催生了包括清洁空气委员会、环保局在内的监管机构。在《大雾霾》一书中，彼得·布林布尔科姆讨论的便是中世纪以来伦敦的空气污染历史和公众对污染认识的变化以及污染治理的艰难历程。
        尽管在1819、1843和184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调查伦敦空气污染情况的特别委员会，但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空气中的污染物急剧增加。1905年，德沃博士在一篇题为“Fog andSmoke”的会议论文中把“烟”（smoke）和“雾”（fog）结合在一起，首次使用“smog”一词描述当时英国特有充满污染物的油烟味道的雾气，英国首都也自此开始以smog而闻名，获得了“雾都”（the smoke）的称谓。当雾霾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不但激发了人们的灵感，还衍生出“雾霾文化”。英国作家玛格瑞·爱琳汉姆的犯罪小说《浓烟中的老虎》（Tiger in the Smoke）就是以浓雾中的伦敦为背景，这部小说还在1956年被拍成电影。《笨拙》周刊的一幅漫画对伦敦雾霾做了调侃的刻画：有个雾中迷路的行人问一个湿淋淋没戴帽子的路人，“请问到泰晤士河怎么走？”答曰：“直走。我刚刚从河里爬出来。”
        雾霾改变了伦敦的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1853年，《泰晤士报》写道，伦敦雾霾“将人类的咽喉变成病怏怏的烟囱”，“大烟雾”迅速变成“大窒息”。剑桥大学学者克里斯汀·科顿在《伦敦雾》中感叹：“雾霾折射出的人性被商业利益所战胜。从伦敦东部贫民区蔓延至全城的惊恐，就像城市良心上的一个污点。因为经常刮西风，所以住在伦敦东边的人要承担更多风险。有钱人纷纷搬家，东部成了下层阶级居住的所在。”当然，雾霾并不仅仅与公共健康问题有关，还涉及政治思想。伦敦“杀人大雾”使超过1.2万人死亡，而英国政府却没有觉醒，保守的房屋部长哈罗德·麦克米伦仍然对公众的期待多有抱怨：“我们无法做很多，我们似乎很忙……”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意境朦胧的书写，堪称现实空气状况的真实写照。“过去10年，煤炭已经被视为最肮脏、污染最严重的化石燃料。淘汰煤炭作为能源来源成为气候活动家和公共卫生专业人士的首要目标。”一如路透社的评论所言，为告别雾霾，英国正式关闭了最后一家煤矿，靠煤起家的英国彻底转入“后煤炭经济”时代。但是，虽然今天“雾都伦敦已不复存在”，可空气污染仍是现代大城市的难治之症。从十面“霾”伏到蓝天再现，伦敦耗费的时间超过了60年。这一过程的艰辛，彼得·布林布尔科姆在《大雾霾》中有着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环境的治理不仅是化学问题，更涉及到政治和法律监管。实践证实，“拍胸脯”乃至“信誓旦旦的承诺”治不了雾霾，同时治霾也不能简单地迷信于立法。治霾既需要政府下决心制定和推行相关政策，还要把公众对此类问题的关注转化为对相关政策的支持和自觉执行上。
        伦敦的雾霾“是一种沁入人心深处的黑暗，是一种铺天盖地的氛围”。一如查尔斯·狄更斯在小说《荒凉山庄》的开篇中所描述的，空气污染之下，无人可做看客。食品能“特供”，空气和整体生态环境不能区分何人居庙堂、何人处江湖。所以，进入20世纪中期，几乎所有英国人都忙着摘“雾都”的帽子，而全民的参与和支持也可能才是伦敦治霾的成功秘诀。
        固执的雾霾不可能被“一阵风”彻底吹走；伦敦摘掉“雾都”帽子耗费了漫长的60多年。《大雾霾》一书告诉我们，治霾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远非“头疼医头”那么简单。明白这一点，很关键；明了这一点，治霾才有希望。（《经济参考报》 刘英团）